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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无常，是你，让我再一次体味到了这个词的残酷，惊闻噩耗，我内心的震撼还有悲恸是无法言说的，只能匆忙找到你的博客，将你不太多的文字，一一下载，连同那张照片。可爱的孩子，生命如此匆忙，你来人世一遭，究竟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你那么匆忙的离去，难道真的不留恋这个世界？

转天天一篇博文：

[顶]想象与实现

 

下面是甘肃作家雪琪写的悼文：

悼亡李天天纪念诗   

●惊闻古浪老乡、博友李天天
七月三十一日在新疆出意外不幸遇难，
无限感慨。
作诗一首，
以为纪念！

    青春悼亡诗

胆小的女孩你不要怕 

喝尽碗里的孟婆汤像风一样

飘过奈何桥下浊世的浪涛

举起手  莫回首

 

我听说天堂的路铺满鲜花

路的两边

有透明的灯火

我听说灵魂的前面有天使引领

百鸟在歌唱新生的快乐

我听说羽裳中你的前世

会变成温润的宝石

有着花的容颜

玉的光彩

 

 

天天好走

那儿有你追求的一切

有你别样的青春

在烈火中奔跑

在陌路

在另一个世界里

有一个女孩天天天天

怀抱鲜花

微笑

天天的照片：

这个小女孩就是她。

                      

 

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我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

　　　　　　　　　　　　　　　　―－《白虎关》题记

 

●雪漠

                                 写作的理由及其他

 

                                                  （代后记）

 

                                       1

 

  《白虎关》完稿后，“老顺一家”就该告一段落了，因为朋友老劝我：该写写别的了，别叫人把你定位成“乡土作家”。

  其实，“乡土作家”也没啥不好，因为所有的名相都是虚妄的。别说名相，连这世界也虚幻无常呢。就算我能写出“传世”之作，那欲“传”的“世”究竟能存在多久？谁也说不清。不提人类正复仇般地作践地球，也不谈万物的成住坏空，只要某个有核武器的疯子一犯病，那“世”就没了。

  当然，我也想靠文学来救世。救世先救心，读过我《猎原》的朋友可以看出，我甚至极力想凭借文学，来延长“世”的存在时间呢。当有人抱了救“世”之心时，这“世”就很令人担扰了。正如当人类抢救和保护某种动物时，该动物也就面临了灭绝。

  所以，连“世”都不知寿命几何，在乎那名相做甚？

  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文学很无奈，它改变不了世界。它所能改变的，也许仅仅是我们自己。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改变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改变世界呢？

  按我自己的心愿，我倒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写活一家农民。在智者眼里，一粒沙子都是一个世界。能写活一家农民，也即写活了一个时代。当然，还可以再说小些：要是你写活了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写活了一个时代呢?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穆齐阿的《没有个性的人》等都在为我的理论充当证据。因此，我的确是想用一生的精力写一家农民的。

  但我终于要将“老顺一家”告一段落了，原因不仅仅是朋友的规劝，更因为另一些生命对我的催促。他们都簇拥在我的四周，不停地喧闹，老在嚷：“你啥时叫我们出世？”他们是另一种小说的人物，他们早活了，已跟我生活了多年。每到聒噪声太响时，我就喝斥：“吵什么吵！等我写完老顺们，就写你们。”我一次次地安抚他们，实在不好意思再拖了。而且，他们的噪闹也日渐猛烈，弄得我寝食不安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其实不会写作，是作品它自己往外涌。没办法。真是这样。那所谓的“写”，也仅仅是我“宁静空明”了心，叫那些吵闹不休的人物“出生”而己。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命轨迹，有着各自的命运。他们属于另一个独立的世界。我可以跟他们对话，但我从来不曾强暴他们。

  去年，我曾跟陈思和、王新军两位先生在上海图书馆搞过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博士问我：如何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答：我很少考虑这类问题。我所做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更“大”一些。我常说，要是创作主体是老鼠，那它们无论怎样思考“形式和内容”，也照样生不出狮子。哪怕它胀破肚皮，生出的仍是老鼠。要想生出狮子，只有一个办法：先让自己变成母狮，再跟另一个雄狮——也即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我的深入生活，我的读书，我的思考，我的所有意愿和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努力让自己变成“狮子”。我说过，要是你成为大海的话，哪怕绽出一小朵浪花，也照样有大海的气息。

  我虽也大量读书，甚至也读一些叙事学之类，但我的所有读书，仅仅是想让书成为我灵魂的营养，而不是想叫它们变成我的镣铐。所以，我从来不想叫“主义”和“技巧”之类束缚我鲜活的灵魂。许多东西，甚至包括宗教，一旦被制度化后，就成了一堆僵死的教条。

  《白虎关》跟《大漠祭》、《猎原》的写作同步，完稿已多年了。伤筋动骨的重写和大改有三四次，小改更是不计其数。我发现我没有某些作家一挥而就的天分，写时虽也喷涌不已，但我总是不满意自己。比如，我的《大漠祭》，原是中篇小说，我越“成长”，就越不满意它。我只好一次次重写，屡废屡写，不知写了多少遍。《猎原》和《白虎关》也是这样，我也是越“成长”，越不满意它们。那不满意导致的重写和修改，也就无休无止了。

  从二十五岁写中篇《大漠祭》开始，到四十五岁长篇《白虎关》定稿，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二十年，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优秀作家――我自己这样认可――的升华。不管我写的有没有价值，但至少做到了一点：我奉献了黄金生命段里的全部真诚。

  一位朋友曾问我，你为啥不写城市？我回答：因为世上有许多小说高手，他们写了大量关于城市的经典小说、先锋小说和时尚小说等。这文坛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但正因为写老顺们的人少，写活他们者更了了无几，我才觉得自己有了写作的理由。我只能按我心灵的意愿而为。否则，我就不写小说了。我会去放生，去朝圣，去享受灵魂的安宁，或将那安宁传递给需要它的人。

  老有人问：“《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总是回答：“不好说。”要是按我以前的性子，我会肯定地说：“当然比《大漠祭》好！”因为在这三部长篇中，《白虎关》用了我最多的生命积累，耗了我最多的心血，投入了我最独特的生命感悟；但我仍然回答：“不好说。”因为《猎原》的出版，让我聪明了许多。有时，作者喜欢的作品，读者则不一定认可。像《猎原》，它多次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家排行榜”，还曾排名第一，可人们一提及，还是认为《大漠祭》更好。所以，我不知道《白虎关》能否赢得比《大漠祭》更多的喝彩。
　　我在《大漠祭》“序”中曾说：读书如攻城堡，是需要实力的。欲读真诚的作品，至少也需要投入相应的真诚。从对我的小说的解读上，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叫好者，多是相对宁静之人。因为我发表的小说，都是从宁静中流淌出来的，心灵浮燥者很难深入文本。关于它们，雷达、李星、崔道怡、阎晶明、白烨等先生都有过不同的解读，其中不乏真知卓见。记得《猎原》完稿时，为避免读者误读，我着意用了个题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但好些人仍“仅仅”将《猎原》当成了环保小说，这如同把《唐吉诃德》读成了骑士小说一样。所以，这次人问我：“《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聪明地回答：“不好说。”

   好在我的写作只为慰藉灵魂，非为赢得喝彩或是招来名利。当然，有喝彩有名利我很高兴，没有它们我也不沮丧。我曾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写道：“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种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生命的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

  要知道，无论你是否愿意，那名利和喝彩都会烟雾般远去的。那怕此刻全人类都在赞美你，但这一茬人类消失时，你仍然会成为另一茬人类的陌生，除非你写出了能叫下一茬人类也喝彩的东西。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写出了啥？

  经过了十多年的深入生活之后，我常常成年累月融入宁静和空灵，心无挂碍，触目随缘，行住坐卧，明空如天。读书写作之余，心中也会涌出世上没有的歌。于是我就唱它，陶醉在一种境界中。这时的唱，啥都不为，只将“我”消融于那善美的旋律之中，快乐无忧，觉醒于当下。当然，那时是想不到喝彩的，更不会算计唱一曲能挣多少钱。这时的“唱”，本身就是目的。

   我的写作亦然。

  我老是陶醉在写作本身的快乐中。当写作进入酣畅状态时，身心就啸卷着能充满宇宙的空灵和大乐。它几乎超越了世上所有的享受。这时的写，本身就是目的。              

  当然，除了享受写作的快乐，我也会想些“写作的理由”之类。我的写作理由很简单，概而言之，不过两种，一是，“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贪婪、仇恨、热恼时，希望文学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这是我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的发言，虽只有一句话，却赢得了雷达、莫言等先生的喝彩，可见他们也深有同感。文学应该有一份光明，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灵魂豁然有悟的智慧，它能使我们远离愚痴、仇恨、贪婪和狭隘。

  我写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爱尔兰女作家西芙告诉我，现在的爱尔兰文化也成为一种过去，全球化的浪潮卷走了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暗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决不会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你要是仔细清点的话，你肯定会失望的。而时下，那能冲毁一切的狂涛已经破门而入，势不可挡了。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但更有可能，我的所为，也跟唐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滑稽。

  看了以上文字，你也许就明白我的小说为啥是那样一种风格了。我不是不会写时下流行的那种小说，我也会时尚，也会编故事，也会故弄玄虚，也会卖弄技巧――不信你看看我的《博物馆里的灵魂》。――这样的小说，有许多人正在写，或者已经写了。这世上没我不少，有我不多。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小说。它也许不像小说，也许有许多毛病，也许显得很笨，也许为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那正是我想追求的，因为它能最大容量地承载我想描写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不想当学者眼中的好作家，更不想在文学史上讨个啥地位。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

当然，我想“定格”的，当然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对前者，《大漠祭》、《猎原》着力较多；对后者，《白虎关》更为侧重，书中便有了那些经受历炼的灵魂们。